文化部领导参观“非遗进清华——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计划’试点成果汇报展”（作者供图）

　　在过去十余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和快速的社会变迁中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面临重重困难，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，与国家的重视、专家的倡导、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奉献和传承人的坚守密不可分。正是这种上下协力，为非遗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和舆论环境。不仅如此，政府职能部门还从中国国情出发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，并将非遗保护提升到了立法保护的高度。[1]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和文化内需的显著增长，“非遗”作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活态文化资源，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，非遗保护工作的重心，开始从普查、申报、抢救、记录和补助，转向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扶持、孵化和协同创新。王文章先生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“生产性方式保护”的理念，针对传统技艺、传统美术等非遗门类，通过恢复和促进生产的方式实施积极有效的保护。[2] 2015年以来，文化部启动的针对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的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”（简称“研培计划”），以及正在起草中的“传统工艺振兴计划”，均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振兴方式，促进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，增强文化认同，创造当代价值。

　　2016年加入“研培计划”的高校有57所，计划在十三五期间使10万非遗传承人群受惠。文化部通过采用“传承人群”这一更宽泛的认定方式，扩大了非遗传承主体的基数，将年轻一代传承人和普通从业者纳入非遗保护视野；同时也通过与众多高校和社会机构合作，扩大了非遗保护主体的数量。可以预见，十三五期间的非遗保护将呈现更为多元、更富于生机的局面。随着“传统工艺振兴计划”的推进，在此过程中形成自我造血机制和社会广泛认同的非遗项目，有可能强大到不再需要任何保护和救助，而这正是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将获得重振的机会，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品种将更上一层楼，在获得市场认可的同时，也带来传统文化的大面积复兴。

　　历史地来看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，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华传统造物技艺不仅盛极一时，而且领先于全球。只是在遭遇现代工业生产后，传统的造物方式才逐渐衰落，并最终沦入到被保护、被抢救的境地。就此而论，非遗保护需明察古今之变，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，放眼过去与未来，而不是局限于当下所见的、支离破碎或奄奄一息的“原生态”，才能更好地理解非遗保护的时代使命。在未来五年到十年期间，非遗保护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如何破除旧的观念以适应新的实践形式，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思考的头等大事。